我在大唐行医的那些年第62章 调控阳谋

所谓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就是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自治。

在古代本来就是皇权不下县朝廷对于县城之外的广阔乡村基本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态度大多数时候是当地的宗族士绅用乡规民约处理日常事务。

只要能按时完成国家交予的赋税徭役等任务不发生恶劣案件地方官员极少下基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是哪个朝代国家的正式官员数量非常有限就算史书上记载以“冗员”着称的宋朝其官员总数才不过数万。

其中不少还是没有实权的恩荫和虚官真要是具体到某个县上正式编制少的可怜不超一手之数。

加之通讯不畅很多时候朝廷的政策根本下达不到基层。

面对天灾时朝廷拨付的钱粮经过层层盘剥到百姓手中更是少的可怜。

如今大唐立国不过九年百姓官员也算纯良社会整体比较安和统治成本和难度也不算太大。

但要具体说对基层有多大的掌控也只能说是皮毛。

而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就能较好解决这一阵痛问题。

它可以将以往宗族士绅管理权进行限制和正规化。

其宗族士绅原本的管理权改变不大但是有了国家层面的限制缰绳可以有效抑制基层管理中权力的滥用也是对重建基层自治有效的推动。

要知秦汉时代基层社会管理也很严格细密比如秦朝的“里”组织。

有里正、里老、田典、街卒等职务其职务的任命需要乡官夫报给县里然后县丞审核再有县尉进行正式任命。

到了汉朝基层自治为“亭”包括亭长、校长、求盗、发弩等这些也都是官府派任的。

这些组织对于基层的信息掌控达到了惊人程度失误率极低但也导致成本极高危险度极高。

基层自治人员犯了小失误就是大罪动则砍头这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要起义刘邦要起义。

对于基层管理者的太过于苛刻导致最后引发大的反弹。

汉朝灭亡后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太平日子不多基层管理自治自然松弛一直没有恢复到秦汉那种细致程度。

而后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大智慧用大毅力重建基层自治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政策就是“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隋朝建立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就是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和对劳动力控制急剧下降。

于是在隋开皇五年正式实行“大索貌阅”责令州县地方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当面与户籍簿核实。

并规定如户口不实里正、党正流配远方奖励百姓互相检举。

而经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新增四十万人查实为壮丁一百六十万人新编入户籍。

而“输籍定样”又叫“输籍法”是隋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

开皇五年隋文帝采纳高颎建议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高低重新规定应纳税额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豪地主占有劳动人口造成税负不合理现象。

通过推行“输籍法”使大量的不承担国家赋役的隐匿人口从豪强家中分离出来成为编户增加了劳役和税收。

但可惜的是隋末大乱这一制度再度废弛唐朝建立以后李渊虽然能力也很强但是性格上偏软没有严肃法令没有像隋文帝一般进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因而百姓逃逸漏登户籍者极多加之武德年间天下困苦战争连绵更没功夫去做这耗费钱财的事情。

而历史上整个唐朝时期也是奇怪就连李世民也未曾进行严格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唯一做出点成绩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曾让宇文荣进行括户行动但力度远逊于隋朝。

但即便如此天宝年间人口也是大唐最高峰八百九十万户。

但实际上还是有约四分之一人口被隐匿。

这表明哪怕是大唐最强盛的时期也不能对地方州县进行强有力控制何况现在呢？ 如今大唐在册人口不过二百余万户人口不到千万与隋朝相比少了三千多万人这是很不正常的。

就算是战争也不会损失如此多人口所以一定是有大量人口还在隐匿。

而如今李长河和李世民就是要沿袭隋法并将其进一步制度化目的是以后日子中将隐匿的人口再次登记造册。

因为广大百姓人民才是江山才是未来才是一切生产力的根源。

立足于百姓何事不成？ 所以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必定施行而在粮食方面的统购统销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集体合作社。

发动广大百姓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

这样的话土地会从分散到集合然后用最优种植技术可以提升产量且为将来的那个计划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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